大的有创造性效果的折腾，我认为叫变化，我喜欢。小的不产生实际价值的折腾，就只是麻烦和折腾，我特怕。

我今年44岁，“44”对我来说是个特别的数字。

我一生最不愿意做的两件事，一是规划人生，一是总结人生。活着嘛，选择你喜欢的方式活着，活到哪一天算哪一天。我对自己从来没有规划，长这么大没写过日记。很多人把自己设计成什么什么样，我很佩服这样的人，我更佩服我们国家有“十二五”规划。

我希望50岁以后去高校教书，那不是规划，是一种感性的想法，对未来理想生活的想象。

人生不是规划出来的，但是，人生会有选择。在我看来，人生就像画画。比如，这边是一幅画，已经画得很好了，你和一群伟大的画家还在那里继续画；那边可能是一张纸，只画了一些线条。你会怎么选？我会在这边画出一些像样的画后，再去找纸。

而且我相信命运。人生是你的选择，也是命运对你的选择。当然，命运怎么选择你，跟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脱不开关系。

婚姻这个东西，跟事业一样，也是命。最开始是因为穷，结不了婚；有结婚对象了，又因为我去了香港，不得已分手；到了香港，择偶范围更小，你可能会爱上什么人，但是很难结婚——所以到现在我还是单身。焦虑是有的，跟朋友们在一起，人家的孩子都上大学中学了，自己的孩子还不知道在哪里。

我这个年龄，没有内心特别激荡的感情了，只有感知神经。有些人，有巨大的痛苦感，所以能有巨大的幸福感，这叫“锐感力”；我感觉痛苦的神经比较弱，有人觉得这是幸运，可我这样的人感受幸福的神经也弱，钝感力嘛。

我渴望有变化的人生

我是一个喜欢人生有变化的人。你看西方的昆德拉、海明威，他们的生活总是在路上，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中国的慕容雪村，在一个城市待两年，写一个东西，再换城市，多有意思。

我在凤凰待了11年，其中7年是当执行台长。工作驾轻就熟，就会模式化，再好的工作，没有再创新的空间，对我来说，也就没有太大动力了。我不喜欢维持现状，再这样舒舒服服过下去，是一种堕落。其实我在凤凰已经辞过几次职了，2002年辞过一次，2004年辞过一次，这是第三次，成了。我就说是命。命里面说你哪天辞职成功，或哪天会回到学校，就是哪一天。

四十多岁跳槽，很多人不愿或不敢再折腾。我做决定时也有那么一两天，突然感觉自己放弃的太多：车和司机，香港北京的办公室，办公室的各种东西，各种待遇和尊重，各种权力，也包括经济收入……但另一方面，在寻求变化时，我对人生也有思考。在给前任老板刘长乐的辞职信中我写道：44岁对于一个人的年龄来讲，是中年。但对于挑战自我、改变自我，甚至自我创业来讲，几乎是最后的年龄。我相信他有体会，因为他就是44岁创办的凤凰卫视。这个年龄，你积累的各方面资源到了一个关键点上，让你可以抓住十年的时间再做一番事。尤其我现在选择新媒体，总不能50岁再去，太不现实了。

其实我这个人很懒。我甚至觉得，人活着就要善于当懒人，第一要有点子，第二让别人做。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跟心性有关。有一种人是完美主义者，而且精力极其旺盛，哪怕做到很高的级别，还是亲力亲为。我不是，我也受不了这样。到现在为止我不会开车，懒得去学；不会打高尔夫，高尔夫杆子都锈了；没去看过一套房子，觉得麻烦，怕折腾。会偷懒、怕折腾跟喜欢变化不矛盾。大的有创造性效果的折腾，我认为叫变化，我喜欢。小的不产生实际价值的折腾，就只是麻烦和折腾，我特怕。人就是这样，可能太懒了，在具体、细微的生活中不愿意折腾，因此向往那种大的变动。

精神和物质一点都不矛盾

我敢于折腾还跟性格和价值观有关。假如到了48岁、50岁，还有机会，我可能还敢折腾。

除了变化带来的诱惑，我还比较贪婪，我想让我的财富爆发性地增长。有人以为我指的是人生财富，但我从不回避，就是指金钱。有钱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我忘了钱，然后再也不为钱干事，做我快乐的事。

实际上，过去不谈钱的时候，心里从来没忘记钱；现在谈钱的时候，心里常常离钱很远。我们这一代人，青春和真正的成长基本上都是在80年代。80年代给了我们两种东西：一种就是家国情怀和启蒙意识，另一种就是文学情怀。

到了现在，基本上分成两大块：一部分人很好地找到了自己，有物质，也有情怀；一部分仍然处在巨大的分裂状态中。我基本属于前者，性格里很少有拧巴自己的地方，我不回避物质。

中国人习惯把这两者对立得太厉害了。我常想，精神和物质一点都不矛盾。为什么追求精神，就一定要清贫呢？我身边也有很多诗人，诗人里有两类：一类现在做了出版，生活挺好。这影响他写诗了吗？影响他阅读了吗？没有。另一类属于物质上非常清贫的，正因为清贫，就始终没有绕过物质。所以财富这东西，不要回避，不需要太清高了。

我会通过我的方式获得财富

有人觉得我有这样的价值观，是因为我早一步到了香港，所以更早地清晰起来。有一定道理。初到香港时的经历，让我产生了财富观的变化。90年代在央视，整个新闻评论部都非常的理想主义，那时我所有的幸福感都是因为单位，单位给我发钱，我工作，根本不想外面的世界。离开央视之前，我只知道世界上有一个牌子，叫万宝路。但是2000年11月，我33岁，到了香港，就直接跟财富面对面了。我要面对一条条大街、一个个表店，面对我喜欢的女孩子背后站的男人，面对真正的资本家、真正的国际金融人士……我对人生意义的丰富性有了更全面的思考。

像我这样的人，黑钱不会，贪污不会，但我会通过我的方式获得财富，就是以我们的智慧为资本，实现回报。当然，要想实现爆发性的增长，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资本市场。我所供职的一个机构，这个机构能够进入资本市场，我们个人掌握的期权就会获得回报。将来有一天，你有一个亿两个亿在那放着时，你就知道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对我来说，就是使你的工作、你未来的生活跟钱没有什么关系。比如，那时我可以选择到清华大学传播学院教书，并有言在先，我不跟你们竞聘教授、竞聘博导，什么也不争，就讲我的课。不给工钱无所谓，我可以不要。这是一种多理想的“中老年男人”的未来生活状态啊。

话说回来，对于金钱财富的认识，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几乎每个人都很清晰，只是嘴上不愿意面对，这跟有没有香港经历没有必然关系。我就没碰到过一个诗人，有发财机会的时候他不要，别人给他房子的时候他不要。只是得不到以后，他就把得不到加以张扬，把得不到变成了骨气。

我始终认为，超越欲望的方式就是实现欲望。叔本华曾经专门讲，人生的痛苦在于欲望。他讲的解决方式就是自杀，慢慢饿死，他找不到其他方法。但是我们把它分解，每一个具体的欲望，要想克服它，最根本的就是实现它，然后超越它。

（文章来源/《新周刊》，采访整理/张凌凌，插图/胡晓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