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香咖啡屋即将推出，仅供已经完成预订染香的新书《与染香喝咖啡》(暂定名称)书籍的用户交流使用。
▲ 染香的新书《约染香喝咖啡》￥288元/本，正在火热预订中！… 与其读10本消遣书，不如读1本对您能产生重要影响力的好书。《约染香喝咖啡》是2012年的一本好书，它面向小众，专门为追求独立思考的读者而写。本书的价值在于帮助突破思维，成为有思想有魅力的人！前1000名可获签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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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博的发展史，将会有染香的重要一席之地。其它公知和精英们将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by@还是理性点吧
染香微博发言以理性和犀利著称，但染香的犀利泼辣总是指向骄横跋扈的民主精英，对普通人则是温婉的谆谆开导。by@王小石头儿
染香的大部分评论有一个特点：说的总是和别人的不一样。不太明白为何染香的每次思路都如此偏僻犀利。by@EverLoL
染香的逻辑之强，智商之高，令绝大多数人需要为之汗颜。by@俞雷
很欣赏染香的思想和观点，仿佛遇到了知音。果断订下染香的书，期待一份思想的盛宴。by@阿攀_Samuel
已预订了染香的《约染香喝咖啡》，心情很激动。思考力对于目前的我来说很重要，希望拿到书之后自己在思维方面有所突破。非常感谢。by@William_锋
288找到意义了，不徘徊了。15分钟思维才跳转过来。by@W_君君君君君君
已经预订了2本并支付成功。by@几米小明
大家都知道，我有罪，都迫切地等着我认罪。我也觉得我确乎有罪。所以我来总结下我的罪状。 我对真理犯了罪。真理起先打扮成一台机器，从我的脑袋顶上灌下各种知识，声称没有这些知识我就会成为一个废人。真理还有四个冷冰冰的乳房，每次灌完都让我去咬，咬对了我才不是一个废人，不然就得重新灌一遍。后来真理又打扮成一些和蔼、体面的老头子，声称我有可能接他们的班，我是后备真理。真理有时还以各种摇滚歌手、诗人的名目出现……我把所有这些真理都一脚踢倒了，我还声称没什么真理。我对真理们的世界不屑一顾，我扰乱了真理们的秩序，我带动越来越多的人无视他们的秩序，我对真理犯了罪。 我又对祖国犯了罪。祖国是一个发达、体面、满面红光的成功人士，它教育我要和真理们交朋友，既然我不愿交，那也要学它的样，每天吃饱喝足，看看新闻联播，发发人生感悟，谈谈社会花边，抒抒小资情怀。可是我却揭开满面红光的祖国那发达体面的外袍，让大家看到了它里边各种虱子、蛆虫在怎样蠕动……我引起了人们的骚动，使祖国不那么和平稳定，我因此又对祖国犯了罪。 我对良知犯了罪。良知们是一群开口民主闭口自由的知识分子，毕生都在指望操纵愚民，把祖国的皮批到自己身上；看到我使祖国出丑非常高兴，想来拉拢我入伙，纷纷称赞我是个天才少年。我也差点入了他们的伙。可是我终于连他们的皮也一起揭了。因此我从天才少年、青年意见领袖下降到了骗子。重获他们的赏识，重新变成他们眼中的天才少年很简单，只要我跟着他们一起声称中国需要革命，高喊民主万岁、打倒TG……可是我不愿意，所以我对良知也犯了罪。 我对科学又犯了罪。科学是一个秃顶的四十五岁老男人，边上有两员女将。科学是只准他嘲笑别人，却不准别人还嘴的。我大胆还嘴，又冒犯了科学的尊严。科学于是挥起大棒，喝令我把十几年来各种作品的来龙去脉都背个一清二楚。对不起，我背不出，我的存在违背了科学真理，我因此对科学又犯了罪。 而我最最不可饶恕的是对人民犯了罪。在这样一场跨年度的国产真人版悬疑大片、方不倒与韩天才的世纪对决中，人民期待着精彩纷纭，期待着有更多精彩来填补下他们空虚闷骚的生活。方舟子和他的女将们果也不孚众望，骂出了精彩，批出了威风。而我却一直没什么好表现，让人民极度失望。岂止是人民，老实说，我自己都很看不起我自己。方舟子和他的女将们如狼似虎地扑上来，我却只会喊呀没跌呀没跌的，不肯好好迎合他们一番，我这算什么事啊……谁愿意看这样无趣的表演啊！所以这一篇，就算是补偿下人民，减轻下我的罪过。 我对真理正义祖国良知人民科学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我有罪，我对光明犯了罪！我是黑暗，我倒了世界就有了光明了。 所以再见，方舟子和他的充满智慧的秃顶！再见，木子美和她的干瘪的阴道！为满足人民趣味，我本来应该大喊一声，“方秃驴，你竟敢跟贫道抢木师太！”于是一场腥风血雨的武林纷争就会开始，可是我累了，终于提不起兴致来“腥风血雨”下去，让人民失望了！ 再见，麦田和他的斗鸡眼！再见，彭晓芸和她的老人斑！再见，所有代表真理正义祖国良知人民科学的人们！再见，所有你们这些光明！ 可是等到这世界太光明的时候，说不定我这黑暗还会再来的。
据英国媒体14日报道，日前，英国一名14岁男生上学途中在轻轨站晕倒，倒卧在月台上长达10分钟之久，有数百名上班的路人从他的身边经过，竟没有一人施以援手。消息一出，舆论哗然。 倒地少年身着校服 据报道，现年14岁的奥利弗·蒂普莱迪是名中学生，事情发生在上周。早上8时15分左右，奥利弗在英格兰大曼彻斯特郡奥尔特灵厄姆市的轻轨站下车准备赶往学校时，突然昏倒在地，头部重重地磕在月台的水泥地板上。 当时正值上班高峰时段，尽管当时他身着校服、背着书包，可是轻轨站内数百名上班族从他的身边匆匆经过，没有一人施以援手。直到10分钟后，他苏醒过来，自己从地上爬起来。 事发后，奥利弗表现得异常安静甚至有些压抑。奥利弗的母亲苏姗忧心忡忡地说：“他是个很敏感的孩子，当知道自己晕倒后无人帮助，他很沮丧。希望这件事不会对他造成长期的影响。” “他们怎能全都不理他？他们缺少基本的人性和同情心。”苏姗还怒斥路人说，“如果倒卧地上的是醉鬼而不是14岁身穿校服的男童，也许我能接受这种事实。” 奥尔特灵厄姆市轻轨公司发言人则表示，月台上有紧急按钮，而且如果工作人员当时在现场的话一定会提供帮助。 扶不扶引英国网民热议 奥利弗的遭遇经曝光后，舆论哗然，英国网民对此事的反应不一。 有位罹患偏头痛的网友称，自己曾多次在街上晕倒都没人施以援手，类似事件“见怪不怪”。有网友则表示，现今社会人人自危、只图自保，男生可能因醉酒或吸毒而晕倒，如果将其扶起，他可能在苏醒之后反以刀子相威胁。还有网友表示，路人当时可能赶时间上班，“但无论理由如何，我们都要谨记帮助有难之人的责任”。 链接 幼儿遇害无人施救 就在这起事件被媒体广泛曝光之后，有英国人在博客里写道，其实类似这样的事情之前也在英国发生过，其中最让人愤怒的就是发生在1993年的一起谋杀案，20多名成年人眼睁睁看着两个坏孩子把2岁的儿童詹姆斯·布格虐待致死，但没人施以援手。 据报道，当时两名逃课的坏小孩在校外意外相遇，他们忽然想到，可以拿一个小孩子作乐。于是，他们在一家糖果铺把小詹姆斯招呼过来，然后大摇大摆牵着这个无辜的孩子走出了监控录像的镜头。一路上他们对哭闹的小詹姆斯拳脚相加。后来，这两名男孩将小詹姆斯带到了铁道旁，搬起石头砸他、踢他，小詹姆斯就这样被虐待致死。他死后，两个恶童还把他的尸体放在铁轨上，希望火车碾过来制造事故假象…… 延伸阅读 多国刑法惩罚见死不救者 德国刑法规定：公民有义务为发生意外事故或处于危险中的人提供必要的帮助，如果出于善意在救助过程中造成进一步危害，救助者免于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法国刑法规定：当看到他人遇到危险而没有提供必要的救助，可被处以6年监禁和一定罚款。 塞尔维亚刑法规定：公民有义务对任何处于危险中的人提供救助，但如果提供救助会危及自身安全除外。如果一个人遗弃需要救助的人或对处于危险中的人没有提供救助，则可被判处最高1年的有期徒刑，如果需要救助的人死亡，则可被判处最高8年的有期徒刑。 巴西刑法规定：公民有义务救助任何处于危险中的人、伤员、残疾人、流浪儿，如果没有履行救助义务，会被判处6至12个月的有期徒刑，如果因为没有履行救助义务而导致需要救助者受到严重伤害或死亡，加倍处罚。 加拿大《魁北克人权宪章》规定：任何人必须救助处于危险中的人，通过亲自救助或联系急救机构，为危险中的人提供必要的急救，认为救助过程会给自身或第三方身体造成伤害或有其他法律认可的理由除外。 意大利刑法规定：对见死不救者处以最高1年的有期徒刑或相当于2.2万元人民币的罚款。《意大利公路法》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司机必须马上停车对公路上的受伤者实施必要的救助或通知警察，如果没有履行救助义务使受伤者伤势加重或死亡，则吊销驾照1至3年，并给予刑罚制裁。
香港和美国都有一个特殊的立宪机构——选举团。实际上，这两个机构有着相同的动机，但却是为了不同的目的。两者都不太为人们所理解，都被看成是有点神秘的马基雅维利式的机构。 香港的选举团是800个知名人士组成的团体，是从规定的不同利益群体中选举产生的，这些群体坐下来，从60人的立法委员会中选出10个人。据说即使中国的保守派也说，当选举列车最后这节车厢下次接受审查的时候，该选举团还是有可能靠边的。难道现在不是我们合众国的人民在美国的选举团问题上也这样做的时候吗？ 美国宪法是1789年通过的。该宪法的第2条以及它的第12个修正案就是有关选举团的规定。每一个州都分配到几个选举团的名额，其数量和该州的众议员选区的数量相等，另外再加上各个州的两名参议员数。华盛顿特区是个例外，有三名选举团成员。胜选的人将获得除缅因州和内布拉斯加州之外的其余各州的全部选票。而这两个州则按各选举人所代表的该选区的选票的实际数字计入。 在计票时，选举团历来对许多美国人的选票是不计的。这种做法在历史上是被接受的，因为我们这些麻木的美商人容忍了职亚政客们以人民的代价这样做，而且做得有增无减。选举团的最后一次改革是1887年。它现在到了被废止的时候了。由于它的存在，美国人第四次看到历史上一个获得多数选票的人却因在选举团里没有得到所必需的选举人票数而落选。 人口只有48万的怀俄明州每16万人就有一张选举团的票。有3260万人口的加利福尼亚州总共有54张选票，每60.3万才有一张票。这样民主吗？选举团青睐比较小的州和特权阶层，这是我们这些美国的“清洁工”必须摆平的。 开国先父们心目中的总统应当是一个独立的行政长官，“公正无私地”执行由国会通过的立法。有一些开国先父们希望总统由人民直接选举。另一些人则担心并怀疑那些无知、残暴、有暴乱倾向的群众会给新生的共和国造成压力、动乱和不安定。有一些则希望由国会来选定总统。他们达成了妥协。选举团成为国会和民众之间两“缓冲机构”。 在过去的岁月中，总统的职权急剧地膨胀，从一名公正无私的行政长官变成了一个行政领导。现在不仅负责执法，而且负责许多立法（包括国内的和国外的）。总统的职位现在成了政府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这可不是开国先父们所希望的。 早先一些修正宪法以使总统办公室合法化的企图失败了。于是想出了全国代表大会和初选这种非宪法的方式使总统职权合法化。在新的世界秩序中，这样创立的总统办公室应当由我们这些麻木的美国人来认真地重新审查，如果我们希望有变化的话。 为了保护新生的美国共和国不受“民众”或者我们这些有暴乱倾向的人的冲击，由“七名伟人”在18世纪所创造的这个制度上的缓冲机构，现在已经过时了，对新的世界秩序来说是个时代的错误。21世纪的美国民主应当好于由职业政客和他们的财政支持者所鼓吹的18世纪的政治老古董。软货币、不受控制的开销漏洞以及硬货币，都应当受到在遥远的海滩上的美国旅游者所受的同等待遇。这些漏洞必须堵住。上个世纪最后一次总统大选花费了30亿美元，是美国历史上花钱最多的大选。美国的领导和我们后辈的未来难道要取决于利益集团带来的选举结果吗？那么每个个人的利益又当如何呢？ 美国的选举团是古老的世界秩序中的宪政古董。开国先父们对于由国会——或者由人民——来直接选举总统的想法感到不快。有时候，总统选举被描述为“普选”。其实不然。从技术上来说它是“非直选”。总统是由各个州选的。在每个州，选票上印的是与每位总统候选人有联系的候选选举人，他们进入选举团的数量取决于该州的人口。迪克•切尼所在的怀俄明州至少有3个名额，加利福尼亚则有54个。这些数字决定了一个州对某个总统候选人的重要性，因为这个候选人需要选举团的 270张选票才能获胜。美国的公众认为，他们是在选举日选举出自己的总统，其实，12月的第二个星期三，各个州首府的选举团成员投票并把结果报到参议院主席那里，此后的第一个星期一才选举产生总统。在1月6日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进行计票和认可。结果是，在一个大约有1亿选民的国家里，总统竞选的结果可能由不足100万人来决定。这些人就是那些在对选举结果有决定性影响的州里尚未决定投谁的票的人，因为这样的州在选举团中有许多票。为了争取少数几个地方的这些选民的选票，总统候选人会做大量的工作，因而会忽视对于国家作为整体而言所关注的重大问题。在新的世界秩序中，这样的体制依然有用吗？20世纪最后一次总统选举使美国选举团的脆弱性和不公正性暴露无遗，因为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依阿华州、怀俄明州和其他许多州都报告出现了异常。 开国先父们关于愚蠢的大众的看法是对的。他们的看法在“佛罗里达州的白痴们”身上得到了验证。不仅仅是因为那些投票者，而且还因为所有那些具有多重利益冲突的而且积极按照个人和党派的日程安排去做的职业政客们，他们根本不管我们合众国人民的想法。难道现在不是我们这些“清洁工”来提醒他们我们可以将他们扫地出门的时候吗？ 选举团在上个世纪末最后一次大选中占尽了风光，他们早在19世纪有四次大选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三次大选的获胜者并不是得票最多的人。1800年，大选中出现了分裂，被提交给众议院处理，杰斐逊战胜了阿伦•伯尔。1824年，尽管安德鲁•杰克逊获得了多数票，但在国会表决中约翰•亚当斯却取得了胜利。1876年，虽然卢瑟福•海斯没有获得多数选票，但在选举团中却以一票之差击败了塞缨尔•蒂尔顿。1888年，尽管格罗弗•克利夫兰获得了多数票，本杰明•哈里森却赢得了选举团。在上世纪结束时，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说法，布什赢得了选举团的选票，尽管戈尔赢得了多数选票。将来，我们还能让这样的事情再度发生吗？ 总统直接选举的办法将是个非常困难的改革，因为这需要对宪法进行修正——但舍此还能有其他办法来取代选举团吗？比较理想的是，对宪法进行修改。然而，在保留选举团，不修改宪法情况下同样也能对总统大选进行改革。只要改变在各州分配选举团选票的方式就行。 迈克尔•林德正确地指出：“今天除了两个州——内布拉斯加州有五张选举人票，缅因州有四张选举人票——其他各州都把所有的选举人票给了本州得票最多的人。如果每个州都根据候选人的得票多少来分配选举人票，总统政治将会再度复兴。每一个州的立法机构都有权把获胜者囊括所有选票的制度变成按得票分配选举人票的办法。内布拉斯加州和缅因州都分别把两张选举人票给了本州得票最多的人，而把其他的选举人票则根据得票多少在各选区进行分配。”如果美国人决定继续通过选举团来选举总统，那么，州的立法机构就应当被授权改变获胜者囊括所有选票的制度，这样在未来的选举中美国人作为一个整体就有机会选出一位美国的总统，而不是有决定性影响的几个州的总统；不是美国最高法院的总统；不是任何一个州高级法院的总统；不是任何国务卿的总统；不是任何立法机构的总统；不是任何联邦法院的总统；也不是任何新选举产生的国会的总统。总而言之，难道总统不应当是由我们合众国人民来选举的吗？ 在上个世纪的最后一次大选中所出现的情况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意测验专家约翰•佐格比说：“这次选举出现的状况是‘我们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布什或者戈尔本来可能获得多数选票而不是选举团的选票。实际上，戈尔所遇到的恰恰是这种情况。更糟糕的是，他们本来可以在选举团的选票上打个平手，把最后的决定留给共和党占大多数的众议院去做。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位候选人没有得到选举团的多数选票。由于可能存在不老实的选举团成员、相互抗争的选举团成员和不合格的选举团成员，对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来说，在21世纪还有没有办法选出自己的领导人呢？ 让我们做一个设想，如果选举由众议院举行，每个州只有一张选票。那些共和党和民主党众议员人数相等的州就没有选票。如果众议院无法就总统问题形成决议，这个问题就送交参议院，让它来决定副总统。参议院也许也不愿意做出决定，那么，众议院议长就成了临时总统。该议长可能会拒绝担任，于是就请参议院主席入主。而该主席则有可能请担任参议员时间最长的人即参议院临时主席来担任。假如这一次美国第43届总统选举是这样，那么，总统就会由斯特罗姆•瑟蒙德参议员来担任。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就将更加糟糕。在入主白宫之前他就可能丧失所有功能，甚至会死在任上。 在新千年里，美国人希望继续看到这样的过程和体制吗？如果要保留选举团，就应当对它进行改造，以便能够像香港选举行政长官那样选举总统。总统办公室已经没有什么信誉。副总统迪克•切尼早已在代行美国首席执行官的职权。小布什只不过是董事会的主席。总统成了上个千年的虚幻遗物。 这就要靠我们合众国人民来决定了。这样一来，就得在21世纪之初，再进行一次关于宪法精神的大辩论。 （End） 附注：（美国）邝本德 王喜六 祁阿红 等译，《环球视野》摘自《美国的困局与出路——新世界的无序状态与谎言》文汇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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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广州2月9日电 (记者 宋秀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9日主持广东省打击欺行霸市等违法犯罪行为的“三打两建”全省电视电话会议。广东省委省政府要求，此次行动要破除一切障碍和阻力，打掉涉黑犯罪团伙背后的“关系网”、“保护伞”，彻底铲除非法犯罪土壤，还市场一片净土。 广东省省长朱小丹，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和广东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梁伟发对“打黑除恶”的“三打”行动进行了工作部署和总动员。 根据广东省委、省政府的部署，从今年2月起将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以重点打击交通运输、废品收购、河沙开采及采矿、商品批发、工程建设、拍卖等行业中欺行霸市等涉黑性质的违法犯罪行为；非法垄断、控制农贸市场各类农副产品经营权，以及强买强卖、强收保护费、敲诈勒索及寻衅闹事等违法犯罪行为与打击制假售假、打击商业贿赂和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市场监管体系为主要内容，以优化市场环境为目标的“三打两建”的行动。 为开展好此次专项行动，广东省委省政府成立了以朱明国负总责，由省委政法委牵头协调与6位省领导和55个单位参加的省“三打”专项行动领导小组。 广东省委省政府要求，此次“三打”行动，要以“打黑除恶”作为首要突破口，想方设法深挖涉黑组织和恶势力线索，想方设法告破一批恶势力犯罪大案要案，想方设法端掉一批黑恶势力团伙。要“釜底抽薪”、“直捣黄龙”，破除一切障碍和阻力，打掉涉黑犯罪团伙背后的“关系网”、“保护伞”，彻底铲除非法犯罪土壤，还市场一片净土。 汪洋强调，广东省委省政府开展的“三打”专项行动，是各级党政班子履新谋政、当好造福人民开拓者的迫切需要，是对新班子的一次考验。要充分认识“三打”的难度，做好方案，打出声威，打出效果。
环球人物杂志201115期封面 重庆副市长王立军 重庆打黑风暴 打黑市长王立军 与黑恶势力斗争20余年 对法律和民众忠诚无悔 王立军，这位“打黑英雄”、“铁腕局长”，在经历了重庆市人民的考评、检验之后，又走上了更高的领导岗位。2011年5月27日，王立军在市人大常委会以全票通过，当选为重庆市副市长。但这一普通的人事任命，却引起了全国轰动。公安局长“进班子”，也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 王立军为何能够全票当选副市长？他如何用3年时间获得重庆市民的一致好评？他个人的经历又是怎样的？请看本刊的这组报道。 成绩突出、政府肯定、百姓支持 重庆人看好他 姚琳 2011年5月27日，重庆市渝北区红棉大道上的人民大厦内，市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开了整整两个小时，几十位与会代表正热烈讨论着一些中心议案。中午11点30分，会议结束，与会代表们簇拥着走出会议大厅，面对门外众多的媒体记者，有人透露：“王立军已当选副市长了！” 全票当选 今年52岁的公安局长王立军，被当地称为“现代版的包青天”。自2008年从辽宁调任重庆后，一直带领该市公安干警大力打黑，共立案侦办了涉黑团伙377个，破获涉黑刑事案件4990起，抓获涉案人员5983人，实现了对黑恶势力“政治上铲除、组织上消灭、经济上摧毁”。在市政府提交的人事任命议案中对王立军的评价为：“该同志政治立场坚定，宗旨意识和大局观念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市委、市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工作思路清晰，勇于开拓创新，善于处理复杂问题和突发事件，围绕‘平安重庆’建设，大力实施交巡警合一、专业警察进校园等警务体制和勤务机制改革，强力推进‘打黑除恶’，重庆市民安全感指数创造历史新高，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管理能力，事业心和责任感强，坚持原则，敢于碰硬，处事公道，执法公正，要求自己严格，群众口碑好，广大干部群众赞誉其为‘打黑英雄’、‘公安楷模’。”在当天的表决会议上，与会54名常委会组成人员全票通过他担任副市长职务。一位与会者感慨地说：“一位官员能够以如此高的支持率全票当选，在国内并不多见。” 2011年初，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曾表示，要将重庆建设成为中国最平安的城市。王立军当选副市长，有利于尽快实现这一目标。 据了解，现在王立军仍兼任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其他职务还有中国有组织犯罪对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法学院刑法所研究员、美国李昌珏法庭科学研究所教授等。 升职的三大原因 通常情况下，新当选的官员总要说点感言，或是回应媒体的提问。然而，对于自己的“高升”，王立军却选择了低调。据说，当选后他没有发表感言，并回避了媒体的提问。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也试图联系采访这位新当选的副市长，但最终被婉言谢绝了。不过，王立军最近几次的公开表态，似乎已经说明了其对此的态度。在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他曾说过：“那是人民群众和社会对我的信任，我首先想到的是国家利益、人民至上，要多探讨民生、民本问题。”从中不难看出，王立军此次依旧可能会用“是国家和人民的信任”来表达感激之情。另外，此前有人问及他对于职务繁多和工作压力的看法时，他表示：“除了人民群众对我的期待，我没有任何压力。我会尽一切可能，处理好工作和研究的关系。”可以预见，对于此次的升职，他可能还是“当仁不让、信心满满”。 对于王立军的此次当选，有关专家总结了三大原因。一是工作能力确实突出。除了在扫黑方面屡屡重拳出击之外，他在警务改革、食品和药品安全建设等方面也是政绩突出；二是他从东北到西南，一路坚持铁面无私的作风以及辛辣的除恶手法，已经在政府内部获得了高度肯定；三是他关注民生，致力于维护社会稳定，得到了重庆市民的一致赞誉。 对于王立军的当选，一些重庆的市民表示：“他当副市长是一件大好事，我们需要这样的清官。”还有很多外地人呼吁：“王立军什么时候能来我们这里？”《重庆商报》、《燕赵都市报》等当地媒体都用“相信王立军就是相信政府”、“好评如潮”等来表达对这位新副市长的支持。 一个官员的正常升职能引起这么广泛的议论和关注，说明了民众对社会稳定的渴望以及对法治建设的期盼。 亲手抓捕文强，根除警界歪风 山城打黑这三年 《环球人物》杂志驻重庆特派记者 李胜雪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肖莹 200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主政重庆后，提出了“平安重庆”的目标。次年6月，王立军从辽宁“空降”到重庆，任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2009年3月，王立军升任局长。接着，一场足以载入重庆史册的打黑风暴展开了。这也成了王立军履历中最亮的一笔，用重庆老百姓的话说：“他让重庆变了样！” 江湖文化滋生黑恶势力 薄熙来上任后，为什么下定决心在重庆打黑？打黑之前的重庆是什么样子？ 位于中国西南地区的重庆是因水而兴的码头城市，其骨子里有深厚的江湖文化背景，很容易形成滋生黑社会的土壤。1997年，重庆成为继北京、天津、上海之后的第四个直辖市。从此，它成为中国西部的桥头堡和发展重心。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行，人、财、物大流动出现，而社会管理、不良行为的控制和防范机制却不能相应跟上，社会治安也随之出现了问题。 在这一时期，重庆的黑恶势力开始膨胀。一些黑社会性质的团伙迅速成长起来，开始划分地盘、明确分工、壮大队伍，并且开始渗透、逐步转向商业化。据知情人士透露，重庆的黑恶势力主要集中在运输、高利贷、建筑等行业。 在重庆，民营的“7字头”公交车管理混乱无人不晓。不到3年时间，就因抢劫、斗殴等导致31人死亡、20多人受伤。还有乘客曾编出流传甚广的段子嘲讽这一现象：“上‘7字头’公交车必需物品：急救包一个，内装绷带、止血棉纱、夹板等；工具箱一个，内装剪刀一把，尖头锤一个，以备逃生。”2009年，重庆市政府决定将全市380多辆“7字头”公交车收归国有。但民营公交公司竟提出了1亿多元的收购价，与政府谈判时的态度也非常强硬。 被当地人称为“放水”的高利贷现象，在重庆也是司空见惯，追债事件几乎每天都在上演。一些黑恶势力还以此为生，成立追债公司替人讨债：聚集“道上”三五个弟兄，穿着印有“讨债”字样的上衣，一屁股坐在欠债的公司里，对方不还钱绝不走人。 在建筑行业中，沙霸、石霸、砖霸等比比皆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出现了肉霸、菜霸，甚至可以细分到猪肉霸、牛肉霸、猪脆骨霸……在这些行业，利用威逼、恐吓、殴打等手段达到垄断早已屡见不鲜。 很多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不仅坐大成势，还有了合法化的企业外壳，组建的公司拥有不法资产上亿元。黑恶势力还在警界和政界寻求保护伞，一些黑恶犯罪头目甚至戴上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政治光环。打黑前，重庆屡发涉黑、涉枪大案，整体治安形势严峻。根据重庆市公安局的统计，那时重庆的治安案件每年在10万件以上。 终结“文强时代” 2009年，薄熙来曾说过一段掷地有声的话：“打黑除恶不是我们凭空想象，主观臆断，更不是重庆公检法好大喜功，异想天开，想造个什么‘轰动效应’。打黑除恶是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是许许多多血淋淋的犯罪事实在警示我们：必须回应受害群众的正当诉求，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天职！正因为如此，打黑除恶是市委、人大、政府和政协几大机关高度一致的坚强决心！” 有了这样的决心，才有了王立军主抓的打黑风暴。2009年6月初，重庆市委成立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政法各部门、纪检监察、组织、宣传、工商、税务、银行等均参与联动，公安机关组织了15个专案组重点突破。 打黑行动中最具轰动效应的，就是文强的落马。王立军调任重庆公安局副局长，要接替的正是已在副局长职位上干了16年的文强，文强则成为了重庆市司法局局长。讽刺的是，文强曾经也是重庆公安系统的“打黑英雄”。2000年，他亲手将中国最剽悍的杀人犯张君抓捕归案的事迹，还被人写成了传记文学。 2009年8月7日早晨，国航CA1419航班从北京飞往重庆。据当时的飞行员事后透露，航班乘务长在登机前就被告知，机上有名特殊乘客，他就是刚刚从北京参加全国司法厅局级会议归来的文强。飞机落地后，文强一下机，就被便衣警察簇拥上了一辆防暴车。带队抓捕他的，正是王立军。这一天，距离王立军正式接替文强的职务，仅过去了408天。 拔除了文强这一最大的“黑势力保护伞”后，一大批与其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陆续伏法：市人大代表、重庆渝强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巴南区第二富豪黎强；重庆市江州实业董事长、渝中区人大代表陈明亮；重庆民营摩托车制造业的“大哥”级人物龚刚模；万贯财务公司的陈坤志……重庆警界结束了“文强时代”，迎来了“王立军时代”。 扫除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的背后，是重庆公安人员的巨大付出。对他们而言，“8+6”(每天8小时工作时间加6小时加班时间)、“5+2”(每周5天工作日加2天公休日)、“白加黑”(白天加晚上)的工作模式，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就连王立军自己都说：“重庆的民警，这一年来(2009年)，比其他城市的警察累3倍。” 王立军成了名副其实的“打黑英雄”，但他却并不看重这个称号：“一个社会如果产生(打黑)英雄，实际上是这个社会有病，这是社会的悲哀……因为你所做的事情，人们为了肯定你，支持你，把它冠以很多的英雄主义色彩，自己千万要冷静。” 文强被判死刑 重庆交巡警车队 重庆公安系统经历了文强掌控的16年，一些陋习已经根深蒂固。“文强为人豪放不羁，不注意细节，属于‘粗放型’管理。管理宽松助长了警局一些不正之风。”一位当地警界人士说。王立军一上任，就开始铲除这些陋习，提出“凡是不好好干活儿的领导干部一律拿下”。他常常在深夜随机打电话，对值班人员突击检查；办公室的烟灰、烟头也在其考察之列，一经发现马上扣分…… 这些只是王立军整顿重庆警界的开始。2010年2月，他推动了重庆交巡警合一改革，让很多坐办公室的领导干部到街上巡逻。根据王立军的设想，在不久的将来，重庆主城区每天将有800—1000名交巡警在路上巡逻；主城区任何一个地点出现状况，警察都可在3分钟内到达；重庆警方的出警、处置和施救能力，将全面达到欧美国家的警务水平。 3月，在王立军的部署下，一份“内部文件”开始在重庆市公安系统内传阅，其主要内容是：市公安局所有处室、各分局、交巡警支队，以及所辖区县各分局的派出所，从副科级到副局级的所有领导干部，全部“就地免职，重新竞聘上岗”。这意味着，3000多个领导岗位向每位警员敞开了大门。此举赢得了重庆基层警员的齐声欢呼，一位准备参与竞聘的警员对记者说：“2009年的打黑行动，他(王立军)给了我们展示能力的机会；这一次，他向全市2万多名民警提供了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 “警察工作要百姓说、媒体说、自己说” 在王立军的百度贴吧里，有2万多条帖子。很多网友在这里喊出了“感谢王立军”、“你在重庆干20年吧！别走了！”、“每个城市都有一个王立军就好了”等支持王立军的话，用“中国最具人气的公安局长”来形容他并不过分。他还获得了“全国公安战线一级英雄模范”、“2009年中国十大法制人物”、“2009年十大责任公民”、“2009年度中国正义人物”等荣誉。 一位长期跑公安口的重庆媒体同行告诉记者，在王立军上任之前，重庆警方一直对自己的工作成绩“避而不谈”， 经常是破了案也不敢报道，生怕报得多了，会让人对当地的治安环境产生误解。“但王立军认为，警察工作要三说，百姓说、媒体说、自己说。”他要求各区县分局都有自己的专门负责宣传的人，对破案成效进行如实报道。而事实也证明，类似报道的增加，帮重庆市民提升了不少安全感。如今，重庆市民安全感指数达到95.89%，创历史新高。“以前我们身边有很多‘混混’，我们非常害怕。现在已经几乎看不到这种现象了。”一位重庆市民说。 几年前，重庆南川区一个有背景的私营企业通过特殊渠道，将某村800多亩土地以远远低于市场价的标准租赁经营。几年间，在与当地农民的纠纷中，企业的手段十分简单粗暴：找来打手对村民一顿恶打，一位带头的村民甚至被吓得躲进山里，一个月没敢回家。但据村民讲，打黑开始后，重庆市公安局曾多次派专案组成员到当地调查取证，这让老百姓看到了希望。“要是被王立军知道了，没准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一位村民对记者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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